第一点从法理即可推知，未受重视无须过分指责，但忽略第二点，则纯属认识盲区。

（3）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是事后进行的。上述规定的缺陷在于规范力不足，仍无法实现对讯问的监督。

其次，应当建立律师对侦查的监督机制，发挥律师在侦查监督方面的作用。（6）检察机关提出的书面纠正意见并未为公安机关所全部接受。如规定，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部门主义表现在检察研究的各个方面。二是保障人权，包括不批捕、不起诉。

虽然检察官负有客观公正与诉讼关照义务，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41)但依然不改其追诉者的角色。⒆或许同体监督、自我监督本身就是伪概念，一个诉讼主体内的分支之间是否构成监督，这是大可质疑的。[10]当然，学者以何种方式增强法理学的实践性，这有赖于他们对实践性这个语词的判断。

就像刚才谈到的一样，非理想理论是以理想理论为条件，而不是先从现实性状况人手。[31]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7-48. [32]同前注[2]， Ronald Dworkin书，第39-44页。就实在法理论而言，法理学于此并无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这是一个由部门法理论所专享的领域。不过，由于我认为对于法理学的定义，必然建立在对法学学科性质整体看法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先給法理学定义的做法。

原因在于，这种一般化的操作通常都是将特定国家的实在法体系一般化为实在法体系，然后去寻找影响实在法体系的诸种原因，它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你能想象到的其他原因。刚才只是对这两种怀疑论的简要说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它们各自的基本样态，只有弄清楚了反对者究竟在敌视什么，辩护者才拥有了明确的论辩方向。

换言之，是死刑的理论使得某种官方处死他人的行动叫做死刑，因此是（死刑的）理论赋予了（处死他人的）实践以（死刑的）意义。当然，你接着可能自我辩解道：法理学、法理论（Legal Theory）与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这三个语词的含义差不多，[1]所以这样的标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同时，某些论者还可能批判非理想理论过于肯定现实以至于堕落为某种犬儒主义，这种指责误解了非理想理论的基本性质。例如同性卖淫案，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此时存在疑难情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关于卖淫的理论如何认识同性之间的有偿性服务。

[38]此外还需要提醒的是，由于这些看法的基本前提是承认范畴错误，所以我们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理论内置于实践，而不是受到实践的反向统辖。当我们认识到这两种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情形就会变得相肖艰难。其中，在本节中，我将主要关注这样的问题：如果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确存在共享的问题域，那么它是什么？法理学为何具有无法被部门法取代的重要性？ （―）实在法理论与规范法理论[40] 虽然法理学与部门法理论可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它们如果要被合理地叫做法律的"理论，那么围绕着现行有效的实在法（Positive Law）或者实在法体系（Positive Legal System）而展开，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其二，通过讨论法学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明确法理学在其中所居于的位置，并以此来说明法理学为何是重要的。

更有甚者，这样的看法在理论研究者中也相当常见，部门法学者经常会认为，由于法理学只是从部门法理论中抽象出来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因此部门法的研究其实可以有效地替代法理学，所以它在学科上是不重要的。法理学在后一领域，因为独占而重要，因为任何其他的法理论都无法在次领域给出系统性的回答。

但学而无用却带有明显的负面意义，说得严重一点，这甚至等于说法理学只是一套无意义的废话（nonsense），虽然它对获得法学学位、通过司法考试而言是重要的。[64]例如，Andrei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p.6. [65]Leslie Green, General Jurisprudence: A 25th Anniversary Essay, 2005 (25)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pp. 565-80. [66]由于自然法理论、法实证主义（甚至包括法社会学）各自的核心立场是什么等问題本身就极为复杂，并非本篇文幸所能承栽。

（二）范畴错误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 让我以这样的问题重新开始：什么是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通常看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通常是这样的：看法1.理论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实践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例如，民法学如果没有实践效果，这很可能是它的缺点，但是法理学没有实践效果有可能不是它的缺点，因为它原本所承担的并不是实践性的功能。而法理学主要是在不涉及实在法体系的基础上讨论关于一般法的规范理论，所以它必然是一个理想性的规范理论。[13]所以，要想捍卫法理学的重要性，不触及前提2几乎是不可能的。（三）理论内置于实践的三种可能 显然，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其实这种怀疑论并不难以回应。然而，一旦涉及到规范理论，情况就将变得更为复杂。

但是，两种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判断，而不仅仅是实践经验而已。不过，由于在下面的两节我才会转而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此处我将在不借助辩护性理论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何刚才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规范理论与分析理论（元理论） 然而，很容易就会发现，在刚才的完整说明中，我们其实巳经相当详尽地讨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规范理论这两个部分。（一）两个有用的区分 1.个别法（理论）与一般法（理论） 除了强调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的区别之外，法理学与部门法学所重叠的规范领域还存在一对更为重要的区分，并且这对区分将会导致法理学独特性的更强辩论效果，这对区分就是个别法（the law）与一般法（Law）。

第二个缺陷是，如果法理学抽象出来的概念同部门法上的概念在含义上完全一致，这就会引发冗余性的批评，即由于部门法教学往往已经用更为清楚详细的方式讨论了这些概念，法理学就根本没有讲授的必要性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法学无需具备实践性，那么法理学缺乏实践性就不会成为一个指责。

这些主张当然可能形成共识，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分歧。[14]赖尔举出了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范畴错误"：如果一个外国人首次访问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他参观了许多学院、图书馆、运动场、博物馆、各种系所和行政办公室，之后问道：虽然我看到了那么多的院系，但是大学究竟在哪里？在赖尔看来此人就已经出现了范畴错误，因为他并不清楚大学与构成大学的各单位不属于同一类范畴，他把大学当成了组成大学的那些机构同类成员。如果用比较级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实践更重要、理论更次要。如果将现实性条件视为起点，那么这种理论就会展现出说明性理论的样态，即它主要致力于说明某种现实状况出现的基本原因。

那么怎样回应刚才这种说法？我的回应主要由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所组成：第一，实践难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如何解决实践难题？我将最终证明，无论是实践难题的出现，还是实践难题的解决，均是理论引发的结果。[59]Micheal Smith, The Moral Problem, Black well, 1994, p.2 . [60]并不是任意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和主张之间均会存在一阶与二阶的关系，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们之间的关联必须夏现为，一个问题或主张是指向另一个问题或主张的。

它也拥有意义赋予的功能，即实践是最重要的。最后，像什么是死刑这样的二阶问题，围绕着前面的道德问题而展开，所以它才是元问题或者后设问题。

[23]看法2.不是理论指导实践，就是实践引导理论。罗尔斯（John Rawls）以如下方式说明了理想性规范理论的重要性：他在说明自己为何选择正义的理想理论作为讨论起点时，认为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在于，理想理论是系统性掌握那些较为紧迫问题的唯一基础，对于该问题的深刻理解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达到，因此一个关于正义的理想理论值得因为自身的缘故而被拥有，而不应当因为它不能到处使用就将其放弃。

否则，法理学是重要的将最终变成了一个口号，但它并不因为喊的人多、频率高就成为一个事实或真理。后面这项任务，在属性上当然也是理论性的。[39]尤其是第三项任务在同性卖淫案中得到了淋鴻尽致的体现：在真实的案件中，法院根本就不去关心理论家的讨论，而向最高法院去请示该如何处理， 最高法院最终以非正式的方式指示应当判定组织卖淫罪成立。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实践难题的解决就有了基本的方向：既然实践难题来自于理论上的分歧，只要证明分歧中的特定理论主张具有凌驾于其他主张之上的明显论证优势，那么该主张就会为实践难题提供基本的解决方向。

有趣的是，通常接受前提2的人们，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这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你可能非常疑惑：我试图通过刚才这段讨论说明什么问题？我当然是在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

不过，除了刚才的领域以外，法理学还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领域，这就是关于性质、而不关心道德原则的二阶问题领域。不过，这种双重使命并不会破坏文章的整体性，因为这两个使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只有证明了理论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去进一步说明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

我在这篇文章当中，将会同时采纳这两种回应方式。然而，无论将它叫做分析法理学，还是叫做法哲学，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明确它的基本研究范围。